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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半生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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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作者】： 徐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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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徐晓在《永远的五月》、《爱一个人能有多久》中追忆与爱人周噤英的生死恋情，《无题往事》一文回忆了她与一代奇人赵一凡的交往……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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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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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的散文集终于在解玺璋的帮助下，由同心出版社出版，这是她的第一本书，遗憾的是没有用《永远的五月》作书名。也许徐晓是想从她的五月哀结里走出来，抑或是太想让读者体会自己对《半生为人》的咀嚼。她这不到半生中，最在意的词，大约就是这“为人”。
我1979年时就见过徐晓，那年夏天，《中国青年》杂志与《今天》编辑部对话，我是《中国青年》文艺部的编辑。但应该说，真正从内心认识她，就因为那篇《永远的五月》，那已经是15年后的1994年。那年我已经离开《人民文学》，在三联书店编《爱乐》，但创造一本一流文学刊物的心还是不死。这一年我与李陀在一起策划，想编一本《艺术》，拓展关于艺术的内延外延。除小说与诗，我们想到了民俗研究、社会学报告、类似花布图案的实用艺术设计，更重要的是要有感人的纪实或回忆。在与史铁生聊这本刊物设想时，他说徐晓想写对她故去丈夫老周的记忆。我没有见过周英，但曾不知多少次听铁生叙述这个人平凡中的肃然起敬，他死于那一年5月，当时他去世刚半年多。
于是我第一次走进徐晓家，记得那是个刮大风、阳光孱弱的冬日。那时她住在西坝河一座塔楼的底层，屋里暗而不暖和。周英好像还留在这家里，徐晓不断提醒我的是那台音响，他说老周最喜欢古典音乐，但自从买回这音响，他就住了院。我觉得她的情感就凝固在与他在一起的那些追忆与追悔里，凭我直觉，她想以她的文字，把她的心刻成那样一块足以凝固成坚硬的墓志铭。
之后打过几次电话，无非就是催稿。她的稿子写成，是送到我家里来的，我流着眼泪读完那些密集缠绕着要强加予我的悲伤，那是一种被搅拌成浓厚得无法撕裂又无法排遣的伤情，一个女人对她职责无休止的追究使我震颤，我无法穿透那竭尽心力淤积在那里的忏悔，那绝对是一种沉重到使脆弱者无法承受的压迫。我想我当时是在这无法挣脱中才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谢谢你写了一篇好稿子。我当时没说的是，谢谢你让我触摸到了一种崇高，这崇高其实就自然在那撕心裂肺、肝胆相撞之间。
为此我专门又去了一趟她家里，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就为表达对这样一个逝者、这样一个为那生命曾坚毅过的女人，抑或对这样一个家庭的一种朴素的敬意？那天他留下的音响里播放着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是一种将黑色苦难都转化为玫瑰色温暖的音乐，那音乐绵延不绝。她就把自己包裹在这音乐里，她说，那是他最喜欢的音乐，通过这音乐，她好像就深情地在缓缓抚摸着他的苦难。
现在回头再读这篇《永远的五月》，我才明白了它为什么如此揪心：她叙述的是一种生死间无能为力的悲壮－－这死的缘起就因为一次误诊，一次误诊引发一场长达30年的苦难。让一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越来越丧失自理能力，让一个最节俭的人承担必须每天耗费几百元维持生命的折磨，更要命的是这一切连环着全是悲剧因果－－不仅是他自己浸泡在炼狱中，他妻子越是以自己的意志要去卫护这生命，就越是降临给他一次次失败和一次次更深的痛苦。她以她的意志要求他的生，他的生是他无法摆脱的对痛苦抗争的折磨。要活着还是要痛苦？她必须以牺牲她自己来拯救那生命，她说她天经地义只有为他选择生的权力，所以无从选择，一种善良与另一种善良之间永远是冲突的。这一切实在太过残酷：好像真就变成了两颗善良心灵的受难过程，在受难中才有了真实而催人泪下的崇高。
这是徐晓挤出她的血浓浓的倾诉，遗憾的是它没能经我的手发表－－《艺术》编成后，经过两个出版社而流产－－他们都不看好它的商业前景。于是，稿子只能作鸟兽散，《北京文学》和《天涯》同时抢到了它的发表权。
后来，前年冬天，我为顾城去世10周年写一篇文章而打电话给徐晓，她告诉我，在《永远的五月》后，她又写了一篇续，一直没有自信，忐忑而不敢拿出来给朋友们看。我们约定下班后在三联书店对面的一家食府见面，她答应将写好的文字发给我，前提是只能我自己阅读，不能传播。这就是《爱一个人能有多久》，这是徐晓在“五月”后深一步对自己的拷问。在我读到的这篇文字，记叙那悲剧中一个更真实的女人－－感人的不仅是为了让他能活下去，她那种甘愿泯灭自己的疯狂。一个人活着的价值在这个人所维系的尊严，尊严究竟是什么？他被病痛摧残的瘦弱与丑陋后是一种尊严，她为获得那脂肪乳因一杯咖啡的价格离开那酒店、在厂门口像上访者一样拦截轿车，那般蓬头垢面、忍辱负重当然也是一种尊严。她以她全部的力抵抗在他的生死之间，这种意志力，用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爱。那么除了爱还有什么？还有忏悔。除了忏悔还有什么？她说是他成全了她，使她能拥挤出所有女性的能量，而她所有被榨出来的力变成一种她的意志压倒他的意志，在这意志关系中，他又变成了一个被动而被她意志控制而强加的弱者。更折磨人的是，她守护他3年，他最痛苦的时候她却恰恰缺失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能追问的，追问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给自己强加痛苦，可徐晓偏偏就是要追问。她追问自己最冷酷的问题是：爱一个人能有多久？在她给我看的那个原稿中，最痛苦的自责是她面对他病体时曾产生过那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排斥与他睡在一起。我以世俗观点理解她的痛苦，这可能完全否决她对他爱的所有努力，她无法躲避这追问中对她自己的伤害。因为这追问，她更恐惧她对他的情感所凝铸成的思恋究竟能有多久－－她期望他永远是她精神的全部，寄托的全部。
冷静下来想，这样执拗的拷问为什么不是一种更真实的崇高？有朋友哀叹说徐晓执拗在那五月中活得不好，我却觉得，正因为有了那样沉重的过去，或许她只能活在那已经过去了的温馨中。那就像是一堆温暖的篝火，在这篝火的感觉中，享有这一份凝固了的财富是幸福的。因为被凝固后，一切都变成了镜子，她与他在记忆中依然无悔无恨地生活在一起，那样一种宁静不会被任何污浊的东西所侵扰，拥有这样无穷无尽的回味本身也值得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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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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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将“2005年度散文家”颁给了《半生为人》的作者徐晓女士。作为终审评委，我对当下散文创作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散文写作的不死不活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状况与散文文体本身并无大的关系，让散文文体蒙垢的是散文的写作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人预言散文解体，这些年又有人放言小说死亡，这其实都是说错了对象，散文如同小说一样并不会死亡，死亡的是散文的一些写作者。如果文学有危机，那么这种危机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作者之“死”??我长时间放弃以前从事的散文研究工作，和我对目前散文写作状况的这一判断有关。
因此，当读到徐晓的《半生为人》这部散文集时，我为之震惊。我曾经零星地读过徐晓的一些散文，感觉她始终生存在一段历史之中，和当下的语境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凭吊历史的勇气和能力之后，徐晓仍然如此执著，不能不让我动容。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徐晓的价值取向，甚至认为她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笔墨，她的文体可能更漂亮。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徐晓的散文是久违了的一种文字，那种穿心而过的文字。她在对一代人的精神史的叙述、倾诉、透析和追问中，传递了生命的疼痛感。当她在张扬个体时，她并未将个体拔出脚下的大地。这使她的疼痛感扩大而成为一种始终和历史息息相关的精神震颤。所以，我在读这本书时，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心理张力。
徐晓对今天的散文写作充满了启示：散文的艺术问题与写作者的思想、精神、生命状况密切相关，它的成熟与发达总是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胸襟和人格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样思考问题，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一旦进入散文领域便捉襟见肘。散文实在是一种无法遮拦的文体，如果反其道而偏要去遮拦或者搪塞，那么势必和散文越走越远。现在的问题是，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技巧已经足以承担散文的功能，但在实际的写作中恰恰相反，过度的技巧和能力缓解了生命的疼痛和精神的紧张，作者在文体中消失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我前两年对“文化大散文”的批评，一些朋友曾经认为我所说的“文化大散文”的终结有些危言耸听。其实，我是比较早的维护这一文体的读者之一，但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大散文的式微，恰恰是因为这种文体的逐渐膨胀转化为散文写作中的“文化决定论”。当学问、知识成为散文的叙述主体时，它可能丢失写作者的情怀、胸襟和人格以及知识叙述中的文化关怀，冷淡写作者的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散文的知识性论述和文化的考古，而是强调不应当放弃用自己的灵魂去穿透论述与考古背后的东西。另外一层意思是，知识或者文化的力量在散文中应当是学养的蕴藉和价值的取舍。许多人看中张中行的散文，应当与此有关。在当代散文史上，张中行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但我同时觉得他的意义被夸大了，也被误读了。我们不必老是用国学大师的名分来评判一个写作者，在放大的历史框架论述，张中行的学问虽然很大，但并无特别强调的必要。不必说今天，知识者的几代中，上世纪30年代的看20年代的，40年代的看30年代的，50年代的看40年代的，大概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这是教育背景的差异。张中行的重要与他是不是国学大师并无关系，而在于他的情怀，一种伤逝般的情怀。在他的笔下始终呈现的是在今天的语境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文化传统和一代文人的心迹。他在追忆之中流淌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张中行式的“疼痛”。这种难以再现和复制的情怀正在逐渐消失，反映了当下文化生态的某些征候。
闲云野鹤式的文字当然好，但名士有真假之分。即便如梁实秋写出了《雅舍小品》这样的文字，但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
我们的散文实在缺少大痛苦的东西。无病呻吟自然与我说的大痛苦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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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时代的精神肖像
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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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之后，记忆中的日常生活被徐晓写出来，集结在她的随笔集《半生为人》里。
在书里，徐晓对一段监狱生活的描述翔实细致???阳光把窗棂的阴影投在墙壁上，她靠阴影的移动来判断时间。在那间屋子里，人的听觉变得异常敏感，能从独轮车发出的吱呦声，听出是装水的木捅还是装饭的铁桶；能从脚步的轻重和节
奏中，听出是哪位队长值班；牢房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本来可以是昏暗的长明灯，到了晚上却刺眼地亮在头顶，让人没有美梦、没有幻想，也感觉不到白天与黑夜的轮换。于是日子挨着日子，现实连着现实，无处可逃。
后来的日子被徐晓形容为“自我拯救”的日子。“如果沉沦下去，我就完了，从此我就变成一个胆子特别小，特别怕事，没有勇气的人，其实就是你被压垮了。后来的日子就是我有意识地强化自己，鼓励自己不被压垮，尝试勇敢，要把勇气外化出来，要向自己证明。”
在《半生为人》里，徐晓写了生命的衰败和死亡，至亲者和至爱者的生离死别。这是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经历。
1975年，那一代年轻人经历了“文革”风暴的洗礼、经历知青岁月的磨砺，有的人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人陷于反省之中从书籍中寻求出路。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在“文革”后期最黑暗的年代，也迎来了中国政治解冻、思想开放的复兴时刻。
徐晓用了更多的篇章写到一本影响广泛的民间杂志《今天》，和为它奉献热忱、激情和心血的人们???他们阅读、思想、写作；他们争吵、辩论、演说。他们艰苦困难地工作，浪漫而快乐地生活，这些人包括北岛、芒克、赵一凡、周?英、郭路生、史铁生、万之、阿城……当然也包括那些默默无闻又有奉献之心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当然还有“星星美展”、“四月影会”……这些人与事的记忆是片断的，零星的，片面的，历史的纠葛、情感的困境交集和缠绕在徐晓的个人化的叙说中。
《半生为人》记录了那一代青年的生活。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凌乱、破败。“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去装订杂志。那个院子里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厨房和矮棚，但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时，他们在那里朗读自己的小说、诗歌、剧本，有时候也读名著???在那里，徐晓读到了叶甫图申科、帕斯的诗，知道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并对她的小说《琴声如诉》推崇备至……
2006年，是“文革”30年祭，也是“知青运动”30年祭。作为“文革后”一代人中的一员，那段历史给徐晓什么样的烙印？
“有时给我一种虚幻感”，徐晓说，“实际上‘文革’、‘知青运动’也只有30年的历史，可是恍如隔了几个世纪”。《半生为人》出版以后，有年轻人读了书特别感动，但怀疑这些是不是真的。徐晓告诉他们“是真的”。“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管是从日常生活还是思想观念，我们那一代人经历和体验过的现实和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
徐晓在《半生为人》的前言中写道：当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母亲，所有角色都面临困境的时候，我要为自己活着寻找一个结实的理由。“我一直认为，人宝贵的品质之一是‘一以贯之’，可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这是我们面临的精神困境”。
那段离当代社会并不久远的历史，严酷、惨痛、荒谬以及它的纯真、浪漫与理想主义，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对于徐晓而言，追忆这段往事是写作的过程，也是生活的过程。
“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威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之魂将长久地徘徊”。
有评论者把20世纪70年代末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当成是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的一个社会标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被很多人记住，“我不相信”表达了许多人的心声???它们表达了那个逝去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
“当时的诗人和诗歌是被人宠爱的，诗人的思考和表达也很容易引起普遍共鸣和呼应。现在的诗歌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诗人也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感召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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