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呼兰河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个行为最终成为萧红一生命运的一个隐喻。
一旦逃离开始，萧红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了。她仿佛穿上了传说中的那双红舞鞋，永远不能停止舞蹈，除非生命终结。呼兰河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萧红的家，这样，她一再丧失停驻的理由。在四处漫游的过程中，萧红渴望一种扎根的条件；这样的条件似乎也出现过：比如爱情，比如怀孕，甚至仅仅是乱世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要求--所有这些一旦出现，立即改变，不是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即逝；就是变得摇摇晃晃，不可信托。萧红只好一再离开。说到底，萧红的不断离开，其实是为了真正的留下来；而她的每一次短暂的留下，却只是一再确证她不得不走的命运--这是萧红无法解开的'怪圈'，'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J（端木蕻良）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她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她'有种被虐待狂似的'，只是因为她始终无法确定哪种空间形式更适合自己：是封锁空间的安全，还是流浪空间的自由？也许，萧红和朱斯蒂娜一样：
只有在逃跑的行为过程中才总是自由的，因为她永远处在奔逃的路上，这条道路尽管充满艰险，却总比那些庇护所更安全。她每每怀着解脱的心情所找到的这些庇护所，为她提供的只有痛苦。〖14〗
有两次，萧红被动的留下了。一次在自己的家里，她被软禁起来等待与一个陌生男人成亲；一次在旅馆，她被自私的男人作为抵债的东西留下。这两次身不由己的被迫'留下'，成了萧红至为惨痛的经历。
从1927-1942年，一生最美好的时间（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里，萧红有过十五次以上的'离开'；如果平均计算一下，她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这些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事实上，她从没在一处真正住过两年以上；这还没算上城市内部的搬迁，如1934-1936年，不到两年时间，萧红在上海至少换了七八个住处。很明显，萧红在空间上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
频繁的迁移，居无定所，破坏了萧红内心深处的某种平衡；她身体的虚弱，种种病痛的缠身，未老先衰，应该是外在空间（现实生活环境）的隐痛在内在小空间（身体）上留下的'后遗症'。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时常头痛，据说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象生大病一样。'〖15〗
朋友们注意到，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她们并排走。'〖16〗这种空间距离，也许已经注定了两个人的关系：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的味道；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17〗，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是事实。所以，当萧红自己决定与萧军分手时，萧军多少有点自尊心受伤，但仍然自以为是，'让她自己走，她回为了过度牵挂我，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那一前一后的空间关系，实际上也暗示了他们最终的劳燕分飞。两人在上海期间曾一度关系紧张，决定分开一段时间。1936年，萧红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不到一年（一九三七年一月）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她又一次失望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却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据说萧军常打萧红）。〖18〗 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四月二十三日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空间：'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19〗，也许从这一刻起，萧红开始对萧军灰心了。
然而，另一种'离开'更彻底的击碎了萧红的梦，她被迫一次次离开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离开一种固定性：而那常常是美好、温暖和可靠的。
童年，那'祖父的房里'（'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20〗)和那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的后花园里的快乐，一去不返。初恋，同居生活，那个二龙坑的'有一棵大枣树'的四合院，也早成了一场令人心悸的噩梦。曾经有过的恩爱，患难中的爱情，却成了彼此的伤害，选择乡宁、奔吉游击队生活的萧军，和随丁玲去西安的萧红，空间分歧使他们重修旧好、破镜重圆的梦完全碎了；两个月后的再次重逢也不过是交叉而过，各奔东西：回武汉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入川的萧军将结识王德芬。
萧红的每次怀孕使她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负心男人的孩子；她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这种割裂状态折磨着她。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这种身体内部的血肉分离和留下的无法填补的空洞，对萧红也许是最致命的'离开'。而在最危险的逃难过程中，一直到临产，'丈夫'端木也没有在她身边陪着。
因为与端木的结合，一些朋友颇多异议，惋惜，谴责和冷淡，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吗？'萧红的'孤立'与日俱增，她愤愤不平的表示：'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这样，友情也离她而去了。
这种游离不定的空间和生活状态，这种'永远在别处'的现实处境，直接导致了萧红对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战争、政治等重大问题的某种疏离。即使她的作品中曾有抗战内容，也显得牵强、陌生、不真实，笔调松散，不能使人信服。被赞美为'政治觉醒'和'触发抗日精神'的《生死场》，只是再次证明了'萧红对时局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对当时的情况是多么模糊'〖21〗。在很大程度上，《生死场》被政治化的误读了。与此相反，萧红更为关注的显然是私人空间，特别是身体，以及与身体经验有关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生老病死，比如病痛。无论如何，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是萧红唯一还能拥有的较为可靠的空间，尽管流产和病痛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这个空间的完整性。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热闹非凡的香港文化界，萧红会感到'寂寞'；在《呼兰河传》里，'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却美得让人炫惑。萧红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大时代里独自寂寞的女人。她的疏离状态，她的个体性和私语性，她对身体的极端关注和敏感--构成了她的私人空间：在这里，那段历史被极其个人化的体验着，感受着和记录着，以个人史甚至身体史的方式书写着；萧红的声音，是在宏大的时代叙事边缘的一个细小却独特的声音。对一段历史来说，这同样重要，而且更真实，也更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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