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有与钟嵘对坐而聆之感，颇亲切。释卷后乃在心中幻出一幅钟嵘作此著时的图景：青灯下，一书生与友人对坐，捻须吟诗，或点头赞叹、或摇头叹息，高谈古今诗人诗作之优劣得失，且时落笔素笺，指点瑕瑜，甚是快意！这种臆想不是无端的，中国文人素有与三两志趣相投的友人谈书论道的“传统”，周作人所说的那种“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闲话”（《雨天的书》自序一）的境界一直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何况一部《诗品》，一家一家品评，溯源流、论风格、评优劣、定品第，就像是作者与朋友聊出来的，不似刘勰的《文心雕龙》 “体大虑周”，倒是多了几许随意。《诗品》又名《诗评》。如《梁书》钟嵘传称为《诗评》，《隋书·经籍志》则说：“《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①我却以为，《诗品》才是其正名。因为“评”字倾向于技术层面的操作（如西方文论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品”字意味深长，故非“品”字不能凸显出这部诗话的特点，凸显出传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乃至中国文化的特质。综观诸多古代文论著作，无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图》还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抑或其他的诗词话，皆是“品”多“评”少。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品”中还潜藏着魏晋人物品藻的遗风——述评诗人诗作之品第。因此，《诗品》是否也可看作是文学评论领域的《世说新语》呢？其实，早已有研究者发现了《诗品》的这个特点。李泽厚、刘纲纪认为，钟嵘评诗的方法明显地受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论人”和人物品藻风气的影响，②那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以“品”为题的文艺批评作品，如庾肩吾所著的《书品》（书法）、谢赫所著的《画品》、沈约所著的《棋品》，皆是以三、六、九品给其时文艺家、作品定品位，足见当时社会思潮对文艺思想和文艺研究方法的影响之深远。
然而，钟嵘《诗品》的研究方法与魏晋“九品论人”和人物品藻只是在宏观上相似，即是品评（诗作或人物）及定品第；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钟嵘认为，有诗则应有“学”（诗论），刘士章虽为“俊赏之士”，且“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然终究“未遂其文”，甚为之抱憾，《诗品》即感于此而作，补先人之阙如，为古今诗人刻碑。这样的认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有文无论” 的思想不啻是一种反拨。更为重要的是，钟嵘还清醒地意识到建构诗歌评论应该相对应地有一套独立的诗歌批评标准，因为他看到当时“王公缙绅之士”的论诗，是“随其嗜欲”，“准的无依”。所以，“诗之为技”，是“较尔可知”的，不容许像“九品论人”那样“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而应回归到诗歌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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