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一部思想艺术都具有独特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我国志怪传奇小说系统中的一部奇书。说它奇，不仅因为它故事奇、人物奇、现象奇、见解奇、文笔奇，而且它的产生和流传也相当奇。唐传奇以后，白话小说兴起而文言小说衰落，到了明代，已出现了《水浒传》、《西游记》、《三言》等那些高水平的长短篇白话小说。可是在文言小说已呈衰落趋势之后，竟然异军突起，出现了一部震撼人心的《聊斋志异》，并在百姓中产生了极其广泛，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世界文学的艺术瑰宝。
蒲松龄自幼聪敏好学，十九岁时以第一名考上秀才。原以为从此可以“青云直上”，谁知在考举人时，屡屡败北。一直到了七十岁，还是个穷秀才。博学多才，却一生沦落，使他不得不慨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甚至“义愤填膺，欲望望然哭向南北而去”。
可是这种经历使他对科场、仕途的种种弊端和乌烟瘴气不仅具有清醒认识和深刻体验，而且满怀不平之气，“顿足欲骂”。揭露其中弊端，表现各色人物，造成《聊斋志异》一批名篇佳作。从其思想重心来看，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嘲讽试官昏庸。作者认为“黜佳士而进凡庸”，已成为了科举制度的流弊。《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都是突出的例子。在《三生》中，作者借一个三生的遭遇，宣扬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并巧妙地讽刺了高势尊的王公大人。刘孝廉“一世为晋绅”，因其生前多有恶行，死后先被冥王罚作马，受尽鞑出楚之苦。后因罚限未满，逃避罪责，被“剥其皮革”’罚为犬。又因不甘为犬，啮人骨肉，被罚为蛇。最后，因他为蛇时“不残生类”，冥王这才准其复化为人。作者在“异史氏曰”中说，无论贵者、贱者，都应为善积德，不然，来生就会像刘孝廉那样，被罚为马、罚为犬、罚为蛇。可见，这篇小说是宣扬因果报应，劝人为善的。但作者又借题发挥说：从刘孝廉前生的三生经历中，我们才知道马、犬、蛇这些“毛角之兽”中，原来有王公大人；所以会如此，就因为王公大人中本来就有人形兽心的“毛角之兽”。这句议论，从刘孝廉前生的三生经历中自然引出，机智巧妙、幽默辛辣，深刻揭示了王公大人衣冠禽兽的本质，是本无积极意义的轮回报应思想默然失色，读了之后不禁令人拍案叫绝！“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
二是揭露学官的敲诈勒索和王公大人的卖官鬻爵。《考弊司》、《饿鬼》、《公孙夏》、《司训》都表现了这一主题。《神女》写学官府中“上下勒索”，致使好心的神女不得不摘下头上的珠花，送给秀才作“进身之资”。这些对于腐败官场的一种批判使我想到了当时“官物”，不敢说这些“官员”普遍，但存在是必然，他们对于个人的利益的需要，压制了许多有识之士，真希望这些“官员”看一看《聊斋志异》，不要“因小失大”啊！
三是表现读书人追求功名的精神状态——科举制度对于士子学人心灵的腐蚀与影响，创造了叶生、王子安、冷生、郎玉柱等一些忘生忘死、梦魂颠倒、迷迷痴痴、呆呆傻傻，可笑又可悲的人物。在《叶生》中，作者为了进一步揭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毒害之深，作者并不以叶生的生作为结局，而是让叶生之魂随丁乘鹤而去，把自己的平生所学，教给丁，使其学业大进，很快登位做官。这一方面证明了叶生的确有真才实学，考不中并不是文不如人，另一方面也向人们展示了他“己不能达，而徒能致”的悲惨命运。接下来，作者写叶生因门生的帮助，获取了功名，衣锦还乡，回家见到妻子，说道：“我今贵矣。”这句话出自生前贫寒、亡已多年的叶生之口，听来令人心酸、心痛！《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了举人，疯疯癫癫，连叫“我中了”。此二人之言，何其相似乃尔！使人疯，致人死，死而不悟，这就显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本质。
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有志难酬，这对他的打击极大，对其思想与创作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决定的意义。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唯一的道路是博取功名。出仕做官。因此“科举制度”这类文章得到了当时人共鸣，现代人的感叹。
作为高中升的我，在读了这类文章以后不禁为他们屡试不中而感可悲，又为他们迷恋功名，不能解脱，以至丧命而感可怜。
《聊斋志异》中有伦理，有激情；抒情，长短不拘，轻重不计，或尖锐、热烈，或明快、潇洒，杂以幽默、艺术夸张，与史风格迥然不同；加上作者多才多能，功力深厚，涉笔成趣，嬉笑为文，使议论富于文学意味和艺术魅力。真如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祖缃先生多次说过：对《聊斋志异》，只作综合的研究、评述还嫌不够，还要一篇一篇的评。
“奇文共欣赏”，奇文乃奇人只心声，只有认真地读奇文，方能品出奇人的奇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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