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陆天明《高纬度战栗》
对于反腐败小说，有人认为它们是通俗文学，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官定文学。虽然，它们动辄发行数百万册，有着令纯文学作家羡慕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但不可否认，其公案小说痕迹，艺术水准的参差不齐，清官意识，都是遭到诟病的因素。然而，中国的文学在进步，中国的反腐小说也在进步。既《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之后，陆天明又推出了最新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小说以中俄边境“高纬度地区”陶里根市为背景，讲述了警督劳东林，秘密调查曾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如今是代省长的顾立源，后被谋杀的事件。在破案过程中，警官邵长水和同事们遭到了各种压力和阻挠，一度陷入绝境。随着一系列知情人士的先后出现，谜团一个个解开，隐藏在劳东林之死幕后的官商勾结的阴谋，终于大白天下。这部小说充满紧张的气氛，文字极为老练。惊心动魄的侦破故事，扑朔迷离的推理情节，充满悬念的叙述技巧，读来让人欲罢不能。 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整个小说都在试图触及当代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区域，从而在更为人性化、更为复杂的阐释学视野中探讨中国反腐败问题的根源，实现了反腐文学在内容、观念和艺术手法上的新突破。
在小说中，陆天明提出一个话题：谁在制造腐败？过去我们习惯从制度和腐败者个人品德上寻找根源，而陆天明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答案：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制造腐败。虽然，腐败最大受害者是普通公民，然而我们在权力面前的软弱和猥琐，不但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便利，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让领导干部失去了应有的限制和警惕。为此，作家用了大量笔墨刻画了许多“普通人”，他们有的已经退休赋闲，如曹月芳；有的正在政治上升阶段，如寿泰求；有的退出官场混迹商界，如余大头；有的是一些中下层领导干部，如李敏分；有的则是普通群众，如和顺面馆的老板娘。这些人既非大奸大恶，也非英雄之辈，甚至他们身上还有一些党性原则和正义感。如寿泰求和曹月芳对劳动林的同情和帮助。然而，一旦面临权力引诱和威胁，他们却不由自主选择了沉默和回避。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明哲保身还多少是无奈之举，但他们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保守、服从的“权力崇拜症”，内心理想的丧失，苟且偷安的冷漠，则更发人深省。他们对劳东林的心理打击，某种程度来说，远超腐败分子和黑暗势力。顾省长和饶上都最终被绳之以法，然而“普通人”的这种心理和思维习惯，是否会制造出更多的“腐败省长”？这里，陆天明的目光伸向了中国文化的根性，那就是现实社会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传统的“痼疾”，从而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具有了拷问国民性的高度。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突破。小说有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比如反腐英雄劳东林。然而，作家并没有花大力气描写他的英雄气概，而是写他婚姻的动荡，工作的不如意，接受秘密调查任务时的犹豫，被余大头、寿泰求、曹月芳出卖时的尴尬和凄惨，以及在陶里根短暂的放纵生涯。我们感触最深的，也不仅是劳东林的破案，而是他的无助和孤独感。然而，正是这些缺点和困难，让一个理想主义的老警察坚忍不拔的毅力，疾恶如仇的正义感，更加真实感人。对于邵长水、赵五六以及焦厅长等公安同志，作家则深入内心，深入挖掘他们优良的品质和为人民献身的奉献精神。而作为腐败对立面的顾省长、企业家饶上都，作家也没有简单处理。作家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狡诈、机敏，也写出了他们奋斗的心酸，才华横溢的能力，过人的胆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写出了他们腐化堕落令人信服的人生轨迹。顾省长出身寒微，依靠学识和能力，一步步走到高级领导的位置。但是，不健全的权力监督，个人野心的膨胀，让他飘飘然，最终因为一张批条，提前结束了本应辉煌的政治生涯。饶上都，作为原始积累时期的民营企业家，富于心计和魄力，但他过分迷信官商结合，相信自己无法无天、毫无科学性的投资和经营，最终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别人。饶上都的发迹和毁灭，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在应对一个更为民主和科学的社会和谐发展要求时，所要共同经历的严峻考验。
反腐败小说艺术上的创新。陆天明说过，“我不想重复简单的反腐类型，总想有个突破。所以，在这部小说中，我设计了‘破案剧’的外包装，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样一种小说：既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非常现实，又非常深刻；既非常通俗，又极有内涵”。这段话说明了陆天明在作品中的艺术追求。在这部小说中，反腐小说与官场小说、侦破小说发生了文体上的杂交变异，心理描写和哲学思考细致深入，故事紧张曲折，大量运用推理悬念等侦破小说的手段，扣人心弦，对官场人格的细致刻画，入木三分，语言生动丰富，文学性更加丰沛。 同时，我们也看到，该小说又在根本行坚持高度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深刻的理性思考放在重要位置，而将故事的消费性置于这些标准之下。无疑，这是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才有的艺术操守和信念。
我认为，反腐文学有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仿纪实阶段”，这个时期的反腐小说，类似纪实文学，集中刻画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大案要案为焦点，人物呈现黑白分明状态，语言通俗易懂，生活气息和现实气息浓厚，有时略显粗糙。故事常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如张宏森的《大法官》、陆天明《苍天在上》、张平《抉择》等作品。第二阶段是“症候分析”阶段，这时期的作品更注重对中国政治结构的细节考察，分析腐败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并开始对腐败人物的复杂性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小说加强了对人物心理刻画，语言较为精致。代表作有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张平的《国家干部》等。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学形态”阶段，指作家把思考从政治体制深入、扩大到对国民性和日常生活之中，不但展现“腐败”的复杂，也展现“反腐败”的尴尬和困境，从人性的文化学意义阐释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陆天明的《高纬度战栗》，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尝试。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强调要对权力做自下而上的“上升分析”，也就是说，从探寻权力个体的历史、轨迹和技术和战略，来分析权力的演变和异化。在《高纬度战栗》中，陆天明从文化的、人性的角度，对腐败现象进行了“解剖手术”式的阐释学分析和文学表现，无疑是值得文学界很好研究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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