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被英国利舰火炮轰开的国门，有一些被动的改革局面，同时也是初识现代化的肇端。这时期大量涌入的西方文明，正和大量描写中国神秘民族风俗习性的文字一样，算得上辉煌的一个代表。可以随手举出的书目，大约有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英国人麦高温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莫理循《中国风情》、阿绮波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以及德国人卫礼贤《中国心灵》和美国人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明思溥《中国乡村生活》、《中国人的素质》、古德诺《解析中国》。
这里最见影响的是斯当东那本厚厚的《英使觐见乾隆记实》。另还有18世纪英国人威廉·亚力山大绘画本《1793：英国使团笔下的乾隆盛世》和19世纪托马斯·阿罗姆的铜板画集《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这时期美国人Chester Holcombe来中国生活十六年后，写有一本《The Real Chinaman》于1895年在纽约出版，直译过来为《真正的中国佬》，另一个译本的书名作《中国人本色》。盖从书名晓白达意这层意思来说，前者略嫌生硬，似乎还是后者比较妥帖。书名无非都是要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却是广泛意义的中国人，作用在于不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别国人士，能够起到一探究竟的愿望。这位当过参赞和公使的传教士，有一个很地道的中国名字：何天爵。与其他传教士相比，他那十六年的时间远不如别人长久。有记载的是那位英国人麦高温，他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达五十年之久，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中华帝国史》与《华南生活杂闻》等几部大著。不过有些事情单靠时间并不一定说明问题，这些写有中国生活见闻的欧美人士，在自己书中谈到对中国的看法，虽说褒贬皆有，但基本都持同情或赞扬的态度。只是他们有个普遍的问题，便是以自身在中国的生活经历，来描述中国人的社会，通常会显得有些杂乱。何天爵在中国的居住时间，也许正适合观察与思考。他除去可以炫耀的外交官职位，还主理过一家教会学校。以这样多重身份参与中国社会并处理各种复杂事物的便利，写出这本书来，便添了可资议论的色彩。
与上述那些书籍比较，《中国人本色》与《中国人的素质》两书大体相似，但前者并不象后者那般论述缜密，总体来说，《中国人本色》是在与西方各个方面的比较中阐释自己对中国各种现象的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素质》中批评成分居多，涉及道德批判。而《中国人本色》则偏于将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民族的文明作比较，且不轻易作是非结论。在以西方人对东方民族的理解和接受方面，叙述得令人满意，看不到某种讨好的意思，倒使人觉得民族习俗和文化差异并非洪水猛兽。譬如在“社会生活”一章里谈论“中国的社会风俗不仅严禁两性共同参加集会，甚至连夫妻也不能在公共场合一起出现”，如此一来，“从社学角度看，它们缺乏只有女性参与才能带来的优雅、柔美、机智、灵动等美感。”就有些由表及里的哲学理论的意思，或者说我们东方民族民主意识的缺失，与男性霸权有着极深的渊源。而美学观念的偏颇，也关乎女性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观察这些细小处，经何天爵这种西方人文观点的导入，便增加许多阅读的趣味。倘若从我们这个角度说，何天爵在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时候，为东方民族说了不少好话，算得上帮了中国人的忙。虽说如此，但读到我们自己的那些缺点，仍不免会有所感伤。
《中国人本色》全书共十五章，从家庭生活到社会生活、儒教、道教、佛教和迷信，司法制度，官民之间，教育与数学，礼仪风俗，以及社会阶层，均涉猎讨论。从那些文字上可以看出，这位何天爵对中国的感情颇深，终于写出这样的话来：“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而相映成趣。这些东西与时代共存，虽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变化非常缓慢。但是，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了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肯定的态度带有激励的情绪，而我们往往容易陶醉在外人毫不费力的赞扬声中，忽略掉自己的病端。
把这些外民族眼光看待中国的感受，及被旁人说三道四的好奇心理，翻译过来让我们回头检视自己，最容易产生我们最感兴趣的生活闲话。或者说审视我们民族自身，“西方的中国人形象”丛书不失为一种好的读本。而何天爵的“前言”里有段话，在中国人看来是说得十分坦白：“本书不是为中国人辩护，不是替中国人表示浅易，不是对中国人的批评，也不是为中国人歌功颂德。”可见作者本意是想尽量减少个人主观认识，多些客观的现实观察。但问题在于凡是能够形成文字的东西，都会带有作者主观意识，要说出不带观点的话来当然不大可能。“我努力描述为什么很多西方人感受突兀的、难以接受的方式，在这个人看来却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这其实无所谓对错，能够保留一份对中国历史的资料，都可视之为伟大。“我希望能够用素描式的方法向读者描绘真正的中国人。”何天爵用心良苦，其实仍然脱不开他的主观认识。
何天爵写作此书的意愿，原本是给外国人认识中国，无意中帮我们留下清末民初的记录，是所谓无心插柳。这册写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生活记录，在我们读来书中人物与生活略有似曾相识之感，但确乎早已与今天大不相同。不曾料想，晚清那一段历史成为我们眼下的负担，这因为民国初期的学者倾于否定前朝，而我们那些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们也并未分清社会正义的责任，缺失担负捍卫历史真相的使命，在抒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用人为拔高与贬低的方式讨巧政治需要，以为我所需的意识形态混淆历史，造成或留下后人学习了解历史的障碍。即使我们用今天开放的眼光回顾晚清已往的人物与事件，仍然难得给他们下完整的定论。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本身而言，我们对那些曾经否定的人物，应该怀有平反的勇气和敢于还原历史的决心。但中国现代史是一个意犹未尽的话题，众说纷纭为的是恢复本来面目，不意间这些西方人笔下的中国社会形态，成了我们今天借以还原历史的左证，大抵是何天爵始料不及的。
这书另有可以议论的话题，便是它的译本。前面说到两个不同的翻译方式，在“直译”与“意译”二者，迄今仍是翻译界持不同意见的两大观点。《真正中国佬》是鞠方安翻译，属意译，文字较圆熟，看出他的中文功底扎实，语句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它的不足是许多语言中国化，甚至有改变原文之处。这些改变总要使读者产生怀疑，担心不慎会被译者花言巧语所误导。另一本《中国人本色》则为直译，两位译者是北京大学外交和英语的硕士，在忠实原著文字形式上，保持原貌风格。以翻译作品而言，当此风可赏。可它的缺点是文字艰辛涩口，过长的句式在阅读时不太便于理解。从这些利弊作评判，要达到“信、达、雅”的水平，这两种翻译方式似乎都无法完全做到。一来“直译”难免生硬，“雅”便不足；一来“意译”要靠译者自身学养，外语国文都需高超，假使个人情绪作祟，凭兴趣好恶增益删减，“信”便有失。由此看来，无论“直译”或“意译”，仍无法两全其美。近读止庵《相忘书》一篇“略说周译”文，有段话可借来一用：“林氏（指林文月）尝批评曰‘执着于原文’，或许周氏不愿‘增益’——不仅是添加，还包括变动——太多，以免误导读者。可以顺便提到他对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的否定，所说：‘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仿佛他也是赞成直译。举则例子两厢对照：《真正的中国佬》意译本：“本书所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臆断。总之，本书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描绘出真正的中国人。”再看《中国人本色》的直译：“全书建立在客观事实，而非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我希望能够用素描式的方法向读者描绘真正的中国人。”以前周作人谈论翻译时说：“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诚斯言哉！
作者：杨小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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