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惆怅的少妇
丁玲的母亲闺名余曼贞，1878年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一个书香之家。
丁玲的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儒生，教了十几年的书，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以八股获得官位，他自己却不喜欢八股，科场自然没有特别表现。他的学生做官的很多，对他敬重有加。五十二岁时，他得以“拔贡”科名进入官场，在云南做知府。生在书香门第，余曼贞突破了旧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规矩，可以和哥哥弟弟在家塾读书，与妹妹一起写诗、学画、下棋。在她身后，留下了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2]
丁玲父亲所在的安福县蒋家，曾经祖辈四代在朝廷做官。父亲蒋保黔（又名蒋浴岚）是清末秀才，后来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与丁玲的舅舅相识。余曼贞与他的结合，也算门当户对。嫁到蒋家后，她援例随夫姓。改名胜眉，字慕唐（这样的名、字不知是否寄托着她力图巾帼胜须眉、钦慕盛唐雄风的不俗心思）。蒋家在丁玲祖父死后，家道虽然还比较殷实，但与祖上比已经渐渐衰落。后来蒋保黔因为肺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后一直过着闲云野鹤般散淡的生活。
余曼贞曾经接受过新思想的影响，小时侯喜欢阅读外国小说。丈夫在国外也受过新式教育。出嫁几年后，她听从丈夫的话放了脚，引起婆家不满，招来周围人的非议。每每这时，丈夫总是出来维护妻子。蒋保黔为人慷慨，喜欢玩乐，不事生计，尤其酷爱玩马。兴致好时，碰到同好者，他会主动把马赠与人家，即便是陌路人。所以，他的家产很快耗散。[3]30年代，丁玲的同乡沈从文写过一篇《记丁玲》，里面记叙了丁玲父亲爱马的故事。不只如此，他几乎天天在家里宴请客人，一拨人聚在一起抽鸦片。在丁玲自己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文字：“我父亲是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大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一个败家子。我母亲寂寞惆怅、毫无希望地同他过了十年。”[4]
对此，余曼贞无奈。“我不生你的气，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还尽做小孩子的事……”。她并不是贪吝金钱，她说：“在世界上可做的好事很多，去牺牲自己革命，做慈善事业，办学校，把家中几亩田卖去也不碍事。” 与尽心追慕自由和享乐的丈夫比，这个知晓大义的女子，目光无疑更悠远深邃一些。秉性难移，余曼贞的劝解并没有在丈夫那里生效。丈夫过世后，她自己用超人的毅力站立起来，不倦地奔波于教育和公共事业，实现着她曾经希望于丈夫的那些宏志。这是后话。
自信坚强的新女性
丁玲4岁时，才35岁的父亲去世，留给余曼贞除了腹中的孩子，还有一堆债务。
丈夫死后，尸骨未寒，他的大哥三弟就向余曼贞要债了，生怕慢了一步讨不到钱。丈夫在世时，余曼贞不当家，家里的什么事都不知道。她喜欢划拳喝酒，做诗，吹笛子，吹箫。她虽然感觉到家里经济一天天吃紧，但到底有多少家当，她并不清楚。手足的绝情提醒余曼贞：从此她将要独自承担生活的重负。
得先维护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对来讨债的人说：“有帐的都来吧，我尽量还！我一定还清帐了才走！”[5]她不是古代凄凄可怜的寡妇。
没有悲伤的时间，她必需在最短的时间忘掉有丈夫护佑着的时日。一边要应付纷至沓来的讨债者，还要给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觅食。早年在父亲家里不同旧习的生活，为余曼贞度过人生困境、自立自强打了一些基础。丈夫的亡故，使她不得不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正如丁玲所说：“父亲的早死，给她留下了无限的困难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6]
清末，一些有识志士倡导新风气，兴办女学。沪粤等地的这种新潮影响到湖南，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老家弟弟写信告诉她常德开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她变卖了家产，还清了欠债，挟女带子离开夫家，回到娘家住。
1911年秋，30多岁的余曼贞进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学习，7岁的丁玲也被送进了该校的幼稚园。她给丁玲取学名“蒋伟”，给儿子取学名蒋宗大——将“伟大”分别嵌入儿女的名字中，流露了这个争胜好强的女子心里积淀着的豪情和对儿女前程的期待。女子读书，在当时已是罕见，一个名门寡妇上学更是惹眼，亲戚间也有人在背后叽叽喳喳。那个年月，能来读书的，都是家庭条件不错的。丁玲回忆，母亲“开学那天，学生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坐着绿呢大轿，有的坐着普通小轿，一乘一乘地抬到学校大门内、二门外停下来。围着看稀罕的人很多”。丁玲所在的幼稚班“也排成队，挤在礼堂两边”。她看见“夹在一群千金小姐中、“穿得很素净，一件宝蓝色的薄羊皮袄和黑色的百褶绸裙”的母亲落落大方地走进学校。母亲的不卑不亢，给女儿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余曼贞认识了后来的革命家向警予，她、向警予，几个同学结成七姐妹，共同誓言：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教育救国。七姐妹中，余曼贞最大，向警予最小。向警予在家排行老九，丁玲称呼她“九姨”。余曼贞和几个姐妹经常在一起，互相勉励。这个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女子，一边在学校广结女友，一边苦读苦研。迈着一双解放脚，忍痛而自甘地在操场和同学一起出操、学习。“我母亲是一个开朗的、有新思想的战斗的女性，可是她在那样年代，却需要非常大的毅力。因为她是一个在封建社会中受压抑的女子。”[7]
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停办后，余曼贞借钱到长沙考进了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把孩子寄养在长沙亲戚家。后来迫于经济压力，她未能毕业就辍学了。
热情激扬的教育者
1914年，把女儿留在长沙，由向警予照料，余曼贞带着儿子，去桃源教书。不久，她把女儿接到桃源，送她到县立女子小学读书。课余，余曼贞常常给女儿讲解秋瑾的故事，还给她讲法兰西革命女杰罗兰夫人等西方著名妇女活动家的故事。一年后，余曼贞回常德任女子小学学监。在这里，余曼贞一边工作，一边培养女儿，给她读一些古典小说和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
1918年，向警予赴法国勤工俭学，路过常德时动员余曼贞一起去。她心里痒痒地，很想与同行，却苦于一双儿女无处托付，经济能力也有限，只好作罢。在法国的向警予经常给余曼贞写信，介绍外面的时局和新思潮。通过她，余曼贞知道了蔡和森、蔡畅等早期革命者。她阅读他们的文章，又阅读进步书刊《向导》、《新青年》等，从此知晓了另一个世界。
不能飞得很远，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施展宏远志向。
余曼贞与好友一起，筹备“妇女俭德会”。成立大会上，作为主席的她主持了会议。成立这样的妇女组织团体在当时是首例，逾千人参加的大会开得好不热闹。孜孜于解除贫民女子的痛苦和压迫、提高她们的知识水平，余曼贞和友人协商想在常德东关办一所平民工读女校，使普通人家女子在免费学习的同时还能有一些收入。
余曼贞奔走各方，寻找县政府和其它支持。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工读互助团”成立了，设有文科（扫盲班）、艺科，学缝纫、纺纱、织毛巾。她风尘仆仆地忙着募捐、租校舍、印发招生广告……然而，因为闭塞保守，还裹着小脚的乡下女子无法出门，学校招不到学生！心急如焚的余曼贞顶着30多度的暑热，带着两个她过去的学生、也是“工读互助团”的教员，走东村跑西村，挨家挨户地“游说”。开学时，终于来了二三十个学生！这些学生在这里学到了知识和手艺，还帮助了家里，“工读互助团”的名气一下子出去了。于是学生越来越多，以至于因为地方小不得不对人数做出限制。
谁会相信，为了天下女子幸福和解放热情而忘我地奔波着的余曼贞，此时她正经历了情感的煎熬。
命途多舛，就在她忙于公益活动的时候，生活再一次把厄运劈头盖脸地降了下来。经历了丧夫之痛的余曼贞，又遭受着中年丧子的打击——1918年春天，寄住在一所男子学校读书的儿子，突患急性肺炎，因为无人照顾，耽误了治疗。来不及展现母亲希望于他的才华，10岁的蒋宗伟就夭折了，做母亲的心中的伤痛和负疚是触目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坚强的母亲添了缕缕白发。
就像当年迅速把丈夫辞世的苦痛埋在心里，义无返顾地尝还旧债、抚养幼子。今天，她又一次收藏起痛失爱子的惨伤，把无益的悲鸣化做前行的力量，为“妇女俭德会”做“难做又几乎是尽义务的事”去了。
当时，“妇女俭德会”办的附属小学因为校长不负责任，学校到了难以为继的窘境。其时，余曼贞还在县里的小学任管理员。由于工作出色，校长器重她，收入也好。“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是妇女界自己办的，看到它每况愈下的惨状，会员们建议余曼贞出面管理这所行将关闭的学校。舍弃了个人利害得失计较，余曼贞挑起了, 复兴学校的大任。看她为学校牺牲了许多，不少人深受感动，他们伸出双手慷慨相助。精诚所至，学校日渐恢复元气，并逐步兴旺起来。
五四运动爆发，其席卷天下的浪潮也波及到常德。年已40的余曼贞热情洋溢，激情饱满，她兴奋地领着学生参加游行等爱国活动。
1925年丁玲放暑假回来，住在常德母亲学校。在权作校舍的空寂的庙宇里，她看见母亲余曼贞每天按时读古书、写字，孜孜不倦地啃唯物辩证法的书籍。五卅运动激起了余曼贞的爱国激情，她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痛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毒害。[8]“啃唯物辩证法的书籍”或者有拔高和美化的成分，但这个坚强的女子，确实迈出了那个时代一个女子所能的最大步子。
作为教育者，女儿丁玲可算余曼贞最成功的学生。
豁达开明的母亲
回顾自己的人生，丁玲坦言母亲对她的影响最大。“我虽然从小就没有父亲，家境贫寒，但我却有一个极为坚强而又洒脱的母亲，我从小就习惯从痛苦中解脱自己，保持我特有的乐观。”[9]
余曼贞“在旧的世道下，不管宗祠、街巷怎么流长蜚短，同意女儿解除包办的婚约，支持女儿外出读书、参加革命；她自己失业，还养下也频的遗孤；女儿被绑架，她冒险到女儿软禁之地为女儿解除后顾之忧，让她逃出魔掌……丁玲一生的传奇，无法没有她而成故事”。[10]此言不虚。
丈夫早逝，余曼贞独自荷承着对一双儿女的养育和教化重任。丁玲7岁的时候，她就教女儿吟诵诗词，学习《古文观止》、《孟子》、《论语》，给她讲故事，让她背唐诗。失去儿子后，这个世界上与她联系最密切的人就是女儿了。即便生活艰难，她也没有忘记通过读书改变女儿的命运。
向警予曾经对丁玲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她为环境所囿，不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11]
母亲刚劲的姿态，始终是丁玲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1918年夏，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暑假中，余曼贞把丁玲送到那里。没有钱交保证金，她把一枚金戒指留下抵押。
此后，每到关键的人生岔道口，余曼贞都会及时给女儿以帮助和力量。
当年余曼贞在丈夫去世后回到娘家，弟弟收留了她们母子，这其中有手足情分，也有私心——丁玲很小的时候，临别人间的外祖母留下遗言，把她包办给她的表哥、也就是舅舅的儿子。舅舅收留了丁玲和她母亲，便仿佛获得了对余曼贞和丁玲的控制权。
五四运动爆发，丁玲所在的桃源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也卷入这一学生运动。丁玲和同学们一起剪了长发。到舅舅家，舅父母责备她。丁玲反问舅舅为什么他自己可以剪发而她不能，对指责她的舅妈，她辩解：舅母耳朵穿洞、裹脚是束缚自己，她是解放自己。余曼贞批评丁玲和舅舅说话态度不好，又对兄弟说，短发看上去清爽，惹得弟弟叹息“有其母必有其子”。
丁玲向母亲提出想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是湖南著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等人都曾经在此就读。她又顾虑这个学校收费比较贵，余曼贞却不管自己工资微薄，亲自将女儿送去学习。
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丁玲想解除婚约，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后来成为革命家瞿秋白恋人的王剑虹，她的姐姐是余曼贞的学生。王剑虹在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与李达夫人等活跃人士相识，并经常在报纸上撰文宣传妇女解放。1921年寒假，王剑虹奉姐姐之托来看望余曼贞。见到丁玲后，王剑虹鼓动她离开家乡，两人一起去上海读书。这个打算遭到了舅舅的反对，余曼贞却顶着压力，支持她去上海。
外面的世界精彩而诡谲，又诱惑也有荆棘。1925年暑假，一身疲惫的丁玲回到母亲那里。余曼贞回忆，见到女儿很高兴，“惟伊悒悒不乐，非复往日之态度。吾不胜忧虑，对伊百般体贴，任其所欲，曲尽慈母之职，殷勤如抚幼孩，常把伊拥抱怀中，或共她郊外闲逛。她欲研究古乐，即为伊置笙笛琵琶，又找善于此乐者共同研究。”[12]母亲的暖怀给丁玲以抚慰，令这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13]重新获得前行的力量。
1929年，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在上海办《红黑》杂志，欠了1000元的债。余曼贞爽快地拿出350元支持她。
1931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实在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余曼贞。经历了失去丈夫、幼子的伤痛，她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有力量承受女婿死去的噩耗。独自带着孩子在上海生活多有不便，余曼贞此时恰也没有工作了，丁玲预计将儿子送到母亲那里。胡也频的老父已经从报纸上得知了儿子牺牲的消息，不知道母亲是否看到报纸。回家前，一封以胡也频口吻写的快信和他先前的照片一起先寄给母亲了。信中让余曼贞不要相信报纸上的“传说”，“胡也频”告诉母亲，他要远行，准备让丁玲把外孙送回去。
余曼贞看信后催促快点把孩子送来，要不然她就要赶去上海了。沈从文陪丁玲带着才两个月的儿子蒋祖麟回老家了。饱经风霜洗礼的余曼贞，才五十岁出头就已经满鬓白发。见到外孙，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余曼贞又精神起来了。她开心地和女儿在一起待了3天，就怨嗔着但又通情地送丁玲返回上海了——怕呆多了泄露胡也频的死讯，丁玲回家的同时让沈从文妹妹拟胡也频的口气发了信件和电报，催丁玲回来陪即将远行的他。
余曼贞高兴，她还有精力表达对女儿女婿的爱，还能分担他们肩上的重负。她尽心而无怨地带孩子，不时寄去外孙的照片，让丁玲转给远在域外的孩子父亲，叫他放心。后来，聪明的她或许觉察到了事情的蹊跷，但她在给丁玲的信中只字不提胡也频。一次次接踵而来的磨难，已经炼就了她超乎常人的承重能力。她不主动提起伤心事，也是怕触动女儿的伤痛。
1933年，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捕了，丁玲意外受了牵累。被捕后，软禁在南京。行动不完全自由，政治上也说不清楚。她尝试过出逃，没有成功。试图一死了之，也没有如愿。她痛恨导致了这一切的冯达，却又无法改变诸多的现实，只有静待时机。国民党告诉降丁玲，可以把余曼贞接到南京来。丁玲希望见到母亲和儿子，又怕他们被当成人质。她写了一封短信给余曼贞：“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一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否适应，请你，仔细定夺。”[14]
知道女儿被捕的消息后，余曼贞到处打问，夜深人静时“跪向佛前哀哀哭求，只要伊母子团聚”，她可以“决弃红尘，舍身为道”。今天，看到女儿似有隐曲的亲笔信，她犹疑为安全计，是否有必要回信。但转眼又想，若胆小不写，便失去了和女儿联系的机会。和丁玲联系上了，不久她被安排去南京。
大革命失败后，失业了的余曼贞靠着帮助以前的好友照看房产，分一些房租过日子。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她全力为丁玲抚养儿子。自从胡也频就义、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次后，母女分隔几年，直到1934年4月才得见面。此时，她已经是“十分苍老憔悴的妇人”，见到女儿，余曼贞扑在女儿怀里，紧紧抱着她，眼泪像泉水如瀑布似的挂满一脸。
很快，余曼贞全明白了女儿和她今天的处境，这在余曼贞心头是重重一击，然而她已经无能为力。余曼贞把蒋祖麟交给了丁玲，说要去上海朋友那里学习气功治病。从上海回到南京后，丁玲产下了和冯达的女儿蒋祖慧。没有多久，余曼贞执意要回湖南。外孙女正在襁褓中，冯达正为肺病缠身，眼看着女儿需要她，余曼贞还是离开了。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也参加过革命活动，心明如镜的余曼贞知道，女儿此刻的困难根本就不是她力所能及可以帮助解决的。
半年后，余曼贞还是来南京了——她实在放心不下丁玲和外孙，丁玲其时又染病在身。后来，又是她，把丁玲的一双儿女带回湖南。无挂碍的丁玲得以在党的帮助下，在被囚禁了3年后，离开了使她蒙尘的“魍魉世界”，展转去了延安，开始她新的政治生命。对这一段难堪的历史，余曼贞在日记中记载：“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纵然难舍我女，但看形势，不得不暂时分手，我应尽个人之力，决定携小孩别伊等之母。从此南辕北辙，晤面难期……”[15]为难、体谅、支持，都在默默中表露着母亲的万缕情怀。——几十年后，在丁玲这里，人们又一次看见了“母亲”胸怀。1955年，丁玲被错误地划为“反党小集团”主要成员遭到批判。从苏联刚回家的儿子害怕母亲的事牵累他不能返回，迫不及待地提前离开了。丁玲压抑着对儿子深深的眷念，默默送他远行。丁玲被发配到北大荒，儿子在来信中说他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一定时期里不和母亲联系。这个消息几乎击倒了丁玲，但她明白，这是不得已的，她支持他的决定。
经历种种磨难，始终顽强坚持。这是余曼贞，也是丁玲。母亲给了丁玲生命，也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传递给了她。
对于母亲，丁玲心中充满敬仰和感激。她在晚年回忆说母亲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16]1933年丁玲创作长篇小说《母亲》并陆续在楼适夷任编辑的《大陆新闻》发表。它以丁玲母亲为原型，只不过母亲的姓变成了与“余”同音的“于”，父亲的姓变成了与“蒋”同音的“江”。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描写了官僚家庭出身的母亲告别旧生活，争取平等权力，走向广阔社会的人生旅程。
茅盾评价说，丁玲的《母亲》表现了新一代女性“怎样从封建势力的重压下挣扎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17]
50多年后，丁玲研究者周良沛电话访问居住在台岛的冯达，他这样评价余曼贞：“自信坚强，她同意女儿解除婚约，同意女儿在那个年代以一个弱女子只身出外求学，而只嘱咐一句话：‘守身如玉’。如果没有坚强的自信是做不到，是一定埋没了女儿的”。[18]
解放后，余曼贞随女儿来到北京，过了几年快乐、安详的日子，她欣悦地看见了丁玲事业上的繁盛。
也许是上苍不忍心让这个一世不顺的女子再罹难，在丁玲的劫难来临之前，上帝召回了她。1953年，余曼贞走完了她坎坷而坚强的一生。死后，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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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 丁玲：《我母亲的生平》，转引自许扬清 宗诚编：《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9页
[3] 王周生：《丁玲：飞蛾扑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4] 3 丁玲：《我母亲的生平》，转引自许扬清 宗诚编：《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9页
[5] 中共湖南临澧宣传部印：《丁玲同志回故乡的讲话》，1982年，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7]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8] 丁玲：《胡也频》，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9]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转引自许扬清 宗诚编：《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10] 周良沛：《丁玲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595页
[11] 丁玲：《向警予烈士给我的影响》，转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12]《丁玲母亲自述》，转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13] 丁玲：《胡也频》，转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14] 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丁玲文集》第8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15] 4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26、306页
[16] 王周生：《丁玲：飞蛾扑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7] 茅盾：《丁玲的〈母亲〉》，郑州大学中文系编：《茅盾现代作家论》，197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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