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喜欢吴思的。他看历史，有点儿像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读史做研究，需要这点“小人之心”，才看得透彻。站得太高，指点江山，或是正人君子状，激扬文字，其实都打不着中国历史的要害。像吴思这般冷冰冰，在浩瀚史籍的犄角旮旯里挖出些活生生的事例，条分缕析，反倒塌实。有时又挺恨吴思的，嫌他把中国历史看得太透，且看着得没一样好东西。想起李嘉和我说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北京市为解决08奥运的交通问题，请来外国专家团实地考察，给出报告。外国专家站在我们立交桥上凝神看了半小时，摇摇头：“死循环，没得治。”把吴思看到的中国历史的所有症结综合起来，也是个循环，死循环。就像病菌顺着块腐处不断孳生，不断孳生，最后烂到面目全非。海瑞罢官后，气呼呼地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朱元璋听多了报告，感叹：“呜呼！为了方便生民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 看来不是没人想改变，可连皇帝老子都没辙的事，又能如何？真有点让人灰心丧气了。
我原先知道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来约束可能“恶”的王权，而儒家的信念又要求他们在“恶”的时代挺身而出，几近于赤手空拳。被小人进了谗言，流放千里，也没几个能真正忘情山水，还得心系朝廷，无法安身立命的精神困境想必苦不堪言。现在我又发现百姓面对官吏皇帝的侵犯，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耿直。这未免过于软弱淡薄了。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可百姓也不那么无辜，也非善类。黑泽明的《七武士》虽是个外国货，却把这点说了个透：七武士多NB啊，义务帮农民打退了山贼，结果呢，走得时候冷冷清清，没人搭理。岛田最后无奈地感叹“这次也算是一个败仗。胜利的不是我们，是农民”。就像吴思分析的“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说白了，就是牺牲英雄）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